黔东南黔西北苗族方言民俗研究

印象贵州 2026-6-3 17:16 26369 0

摘要: 本研究课题基于2025年春节期间本人在贵州省黔西北地区纳雍县姑箐村进行方言实地考察，与当地苗民探讨了苗族在语言不通、支系不同的情况下，如何通过共同的文化传承等非语言符号实现跨方言区的民俗交流。研究发现，两 ...

作者｜司马川

本研究课题基于2025年春节期间本人在贵州省黔西北地区纳雍县姑箐村进行方言实地考察，与当地苗民探讨了苗族在语言不通、支系不同的情况下，如何通过共同的文化传承等非语言符号实现跨方言区的民俗交流。研究发现，两地虽分属黔东方言北部土语[1] 与川黔滇方言六冲河支系[2] ，语言互通性低，但通过服饰、山歌、火塘、畜牧习俗，形成了独特的跨方言交流方式。

一引言

出于工作，本人需要对凯里市与姑箐村的方言进行对比与研究，基于上述原因，本人邀请凯里市的苗族同事做向导，通过田野调查、口述访谈与文献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展开了本次研究。

二两地地理位置与行政关系

(一) 凯里市大乌烧村的地理与行政关系

凯里市三棵树镇大乌烧村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当地最大的苗寨。该村被命名为第五批"贵州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3] "。

大乌烧村地处苗岭山脉南麓，海拔约700-800米，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年均气温15℃左右，降雨量充沛。村内以木质建筑群为主，传统吊脚楼建筑保存完好。村落依山傍水，形成了独特的河谷聚落景观。

(二) 纳雍县姑箐村的地理位置与行政关系

纳雍县姑箐村位于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水东镇东南部，距纳雍县城约60公里。该村平均海拔约1600-1800米，属于典型的高原山区地貌，地形以峰峦重叠的"夹皮沟"为主。

姑箐村历史上经历了多次区划调整，最早在清康熙四年（1665年）属平远州慕恩里，民国三十年（1941年）建县划归纳雍县二区。2016年更名为水东镇姑箐社区。

(三) 两地距离与交通条件

大乌烧村与姑箐村直线距离约280公里，实际公路行驶距离约320公里，两地相距较远，且地形复杂，以高山和峡谷为主。从凯里市前往姑箐村，需先沿厦蓉高速向东行驶至贵阳，再转沪昆高速向西北行驶至纳雍县，最后沿县乡道路前往水东镇姑箐村，全程约需5-6小时车程。

由于两地地形差异显著，大乌烧村位于河谷地带，交通相对便利，而姑箐村地处高原山区，道路崎岖，且部分路段为盘山公路，冬季常因冰雪天气而中断交通。这种地理阻隔不仅影响了两地的经济往来，也对苗族文化的交流带来了阻碍。

三两地苗族人口与方言支系关系

(一) 大乌烧村苗族人口与方言支系

大乌烧村是苗族聚居村寨，属于黔东南苗族主流支系。全村约有400余户木质房屋，人口约2000人，苗族占总人口的90%以上。村内苗族主要使用黔东方言北部土语，以凯里市三棵树镇养蒿村的苗语为标准音，与凯里市、黄平县、雷山县、台江县、施秉县等地的苗族语言相通。

(二) 姑箐村苗族人口与方言支系

姑箐村全村总人口约1474人，其中苗族约94人，占总人口的4.8%。姑箐村苗族属于六冲河支系，自称"蒙"，被称为"小花苗"[4] ，使用苗语川黔滇方言川黔滇次方言第二土语。六冲河支系主要分布在黔西北六冲河两岸，南岸以赫章、纳雍、威宁、织金较为集中，北岸以毕节、大方沿岸乡村较为集中。

(三) 两地方言区与支系差异

大乌烧村与姑箐村苗族分属不同的方言区与支系，语言互通性极低。这种语言差异不仅体现在发音上，也表现在词汇与语法结构上，两地苗族直接交流存在严重障碍，即使使用汉语，也因地方口音差异而影响沟通。

四姑箐村考察

(一) 姑箐村考察过程

姑箐村内民居多为石木结构，屋顶覆盖青瓦，墙壁用当地特有的石灰石与玄武岩发育而成的土壤砌成，被称为"小种黄泥夹砂"[5] 。

我们考察的这户人家是村中一位年长的苗族老人，当地苗族称其为"阿公"[6]（苗语中对年长者的尊称）。老人的住所是一栋典型的黔西北苗族民居，面积约100平方米，分为三个主要空间：院落、小堂屋、火塘区与后方卧室。

图 1 被称为"小种黄泥夹砂"的住房

(二) 姑箐村地貌与房屋描述

姑箐村地处典型的高原山区地貌，村落依山势而建，村内植被茂密，以松杉树为主，周围环绕着层层叠叠的山峦，视野开阔。

图 2 依山而建的房屋

老人的住所位于村中较高处，周围环绕着几棵百年古茶树，这是姑箐村的特色资源之一。房屋的结构反映了当地的气候特点：屋顶坡度较大，有利于排水；窗户较小，避免寒风侵入；墙壁较厚，保温效果好；门框较低，防止热气流失。

火塘位于房屋的靠窗位置。苗族家庭用于取暖、炊事、餐食承载与日常社交的核心设施，并非既有民族志文献所记载的苗族传统火塘形制，而是一套具备现代设计与集成功能特征的一体式大火炉。老人介绍，该类大火炉在纳雍县境内苗族村寨乃至整个黔西北苗族聚居区，已全面替代传统火塘的生活功能与文化空间属性，成为当地汉苗家庭普遍配置的标准化生活设施。

(三) 老人与我们的交流

老人热情地招待了我们。我们发现，这具现代化的大火炉设计，完美地融合了“炉”与“桌”的功能。它既是烹饪的灶台，可以随时加热食物，保持菜肴的温度；也是取暖设备，炉子内以烧蜂窝煤为主；又是家庭的餐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聊天、喝茶，其乐融融。更重要的是，它保留了苗族“围火而居”的传统习俗，只是形式上更加现代化、更加舒适。

图 3 现代化的“火塘”

图 4 现代化的“火塘”

五两地苗族服饰文化内涵与交流功能

(一) 大乌烧村苗族服饰纹样

老人用苗语向我们讲述了姑箐村的历史与文化。由于我对姑箐村的苗语不精通，同事阿龙作为翻译，用汉语向我转述老人的话。

大乌烧村苗族服饰以蜡染、织锦工艺为主，纹样包含蝴蝶妈妈[7] 、龙凤等图腾。蝴蝶纹样是黔东南苗族服饰中最常见的纹样之一，其图案多样，有蝶翅人面造型、蝶身鸟足造型、花蝶合体、蝶鸟合体等多种表现形式。这些纹样象征着苗族的迁徙历史与民族记忆，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

黔东南苗族服饰中的动物纹样多与《苗族古歌》[8] 中的迁徙史诗相关。例如，龙纹在苗族服饰中是常见的纹样，其表现形式有具象和抽象之分。黔东南地区的龙纹多为鸟首蛇身的具象造型，象征苗族先民的迁徙与奋斗。

图 5 黔东南苗族服饰

(二) 姑箐村苗族服饰纹样

姑箐村苗族服饰以全刺绣工艺为核心，采用数纱绣、剪纸绣、编织绣等多种刺绣手法，纹样以几何对称图案为主，如圆形、螺旋纹、回环绳辫纹、"单个图案独立存在"等。这些几何纹样虽看似简单，却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据老人介绍，服饰上的几何纹样是"穿在身上的史书"。例如，回环绳辫纹象征迁徙路线，螺旋纹象征山川河流，"单个图案独立存在"象征祖先居住的城池与家园。2008年，纳雍箐苗服饰[9] 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成为贵州苗族服饰文化的重要代表。

图 6 全刺绣工艺苗族服饰

(三) 服饰纹样作为跨方言交流媒介

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服饰纹样成为两地苗族交流的重要媒介。我们注意到，尽管两地服饰纹样风格迥异，但在某些基本元素上仍存在共通之处。例如，大乌烧村服饰中的"十二羊皇十二姓"传说[10]与姑箐村服饰中的几何纹样都与苗族的迁徙历史相关。

此外，两地服饰图案都反映了苗族对羊的崇拜。黔东南苗族认为自己是姜央[11]的后代，而姜央与羊有密切关系；黔西北苗族则通过服饰纹样记录祖先的迁徙路线与居住地，这些图案中也包含了羊的足迹。

图 7 具有“羊崇拜”设计理念的苗族服饰

在火塘边的交流中，阿龙向我们展示了大乌烧村苗族服饰中的部分纹样，并向老人解释这些纹样的含义。老人虽听不懂阿龙的苗语，却能通过纹样的形状与排列理解其中的部分含义，这表明服饰纹样作为非语言符号具有跨方言区的交流功能。

六苗歌交流的跨方言理解

(一) 苗歌的历史与文化功能

随着交流的深入，阿龙先以纳雍地区流行的“飞歌”调式与老人交流。

飞歌[12] 以其高亢嘹亮、音域宽广著称，常用于山野对唱或节日庆典，其歌词多为即兴创作，内容涵盖自然风光、劳动场景与生活感悟。阿龙所唱的飞歌，词句如“高山流水响叮当，苗家儿女情意长”，音调以五声羽调式[13] 为基础，旋律线条呈波浪式起伏，强调高音区的穿透力与装饰音的运用。

图 8 阿龙（右一）通过凯里苗歌与老人交流

然而，老人对此反应冷淡，显然未能理解其歌词内容与情感指向。这表明，尽管飞歌在黔西北地区广为流传，但其现代演变的歌词与音调已与部分传统语境产生疏离。

随后，阿龙尝试转换策略，演唱了几首黔东南地区常见的“游方歌”[14] 。游方歌是苗族青年男女在社交场合中用于表达爱慕、试探心意的歌谣，其歌词结构严谨，多采用比兴手法，如“妹是山中一朵花，哥是蜜蜂采蜜来”。音调上，游方歌多采用五声宫调式[15] 或徵调式，旋律婉转细腻，节奏较为自由，常伴有衬词如“哎呀嘞”“哟嗬嗬”等。然而，老人依旧无法理解。这进一步印证了苗族不同支系间在语言、音调与文化语境上的差异。黔东南苗歌的歌词多基于当地方言，其音调系统亦与黔西北地区存在明显区别，导致跨区域的沟通障碍。

在前两次尝试失败后，阿龙并未放弃，而是转向更为古老的歌谣传统。他开始吟唱一些被称为“古歌”或“迁徙歌”[16] 的曲调。这些歌谣被认为是苗族最原始的音乐形态，承载着族群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基因。阿龙所唱的古歌，歌词内容涉及祖先迁徙、部落战争、自然崇拜等主题，如“古时先祖出东方，跋山涉水到西方，山高路远难行路，唯有歌声伴身旁”。其音调古朴庄重，多采用五声角[17] 调式，旋律线条平缓，节奏缓慢，强调吟诵性与叙事性，少有装饰音，更接近于语言的自然音高。

当阿龙唱出这些古老调子时，老人的反应发生了明显变化。他原本平静的面容逐渐舒展，眼神中流露出一丝熟悉与共鸣。他开始轻轻点头，甚至低声附和。这一现象表明，尽管现代苗歌在不同地区已发生显著分化，但古老的歌谣调式仍保留着跨地域的共同文化基因。我认为，这些古歌的音调结构、节奏模式与歌词内容，构成了苗族音乐文化的核心层，是不同支系间仍能产生情感共鸣与文化认同的基础。

经过我们更进一步的观察显示，阿龙与老人最终通过山歌的节奏与旋律实现了简单的交流。他们不再依赖具体的歌词内容，而是通过音调的起伏、节奏的快慢、力度的强弱来传递情感与意图。例如，阿龙以一个上行的四度跳进表达问候，老人则以一个下行的三度回应；阿龙以急促的节奏表现兴奋，老人则以舒缓的节奏表示平静。这种基于音乐元素的非语言交流，超越了方言与地域的限制，展现了苗族音乐文化中深层的共通性。

由此我认为，苗歌是苗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苗歌不仅是苗族人民抒发情感、记录历史的载体，也是不同地区苗族之间交流的重要媒介。苗歌在苗族社会中扮演着多重角色：既是青年男女表达爱意的工具，也是祭祀祖先、祈求丰收的仪式活动，也是传授知识、传承文化的教育手段。

苗歌的历史可追溯至苗族的迁徙时期。据苗族古歌记载，苗族先民在迁徙过程中，通过唱歌记录历史、传递信息、凝聚族群。由于苗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直到近代才创制了苗文，因此苗歌成为了苗族文化传承的主要方式。

阿龙与老人这一交流过程表明，尽管两地方言差异显著，但通过调整音调、节奏和唱腔，两地苗族仍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交流。黔东南苗歌以高亢激昂、节奏明快为特点，而黔西北苗歌则以低沉婉转、节奏舒缓为特点，但两者在音调的起伏与节奏的变化上存在某种内在联系，这可能是苗族共同的文化基因在音乐上的体现。

(二) 跨方言苗歌交流的意义

因此，本人对苗歌作为跨方言交流的媒介做出了总结，其交流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音调与节奏的共性：尽管两地方言词汇差异显著，但在音调的起伏与节奏的变化上存在共性，这为跨方言交流提供了基础。

2 象征性歌词的使用：在跨方言交流中，两地苗族倾向于使用象征性较强的歌词，如自然现象、动物行为等，这些内容相对直观，易于理解。

3 肢体语言的辅助：在语言交流困难时，两地苗族会借助肢体语言、面部表情等非语言符号辅助交流，增强交流效果。

4 共同的文化记忆：两地苗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共同的文化记忆，如迁徙史诗、祖先崇拜等，这些共同的文化记忆为跨方言交流提供了情感基础。

七火塘文化的功能与象征意义

(一) 苗族历史上火塘的结构与功能

阿龙向我们介绍，苗家历史上的火塘与眼前这具“大火炉”有本质区别，火塘是苗族传统民居的核心区域，兼具取暖、炊事、社交、祭祀等多重功能。黔东南大乌烧村与黔西北姑箐村的火塘在结构上存在一定差异，但基本功能相似。

大乌烧村火塘一般位于房屋的中央位置，用青石板砌成，通常用条石镶边之后，又用椿木在周围围成正方形，然后在火塘周围用硬木板铺成离地面约一尺高的"班众"（苗语）[18] ，作为家人围坐休息的区域。火塘上方悬挂着熏烤的腊肉、板鸭和野味，下方则是燃烧木柴或炭火的区域。

姑箐村火塘结构类似，但更注重保温功能。火塘周围用更厚实的椿木板铺设，形成一个封闭性更好的空间，以适应高寒山区的气候条件。火塘上方同样悬挂着熏烤的肉类，下方燃烧的火堆更为旺盛，以提供足够的热量。

火塘的火种需常年不熄，象征家族延续与生活希望。黔东南苗族认为火塘的火种是祖先的化身，是家族团结的象征；黔西北苗族则认为火塘是连接天地的通道，是祖先灵魂的归宿。

(二) 火塘在社交与祭祀中的角色

火塘是苗族社交与祭祀活动的核心场所。在大乌烧村，火塘是家人团聚、共进晚餐、闲聊休息的场所，也是接待宾客的主要场所。客人到访时，主人会邀请客人围坐在火塘边，共进晚餐，交流情感。

在姑箐村，火塘同样具有社交功能，但更强调其祭祀功能。老人告诉我们，火塘不仅是取暖、烹饪的场所，更是祭祀祖先、祈求丰收的圣地。在火塘边，老人向我们展示了如何通过火塘进行祭祀活动：他首先点燃一束松枝，放在火塘中央，然后撒上一些糯米和茶叶，最后对着火塘鞠躬，嘴里念念有词。

火塘的祭祀功能在两地苗族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黔东南苗族在重要节日如苗年、吃新节[19] 等会在火塘边举行祭祀活动，供奉祖先，祈求丰收。黔西北苗族则在火塘边举行更为复杂的祭祀仪式，如"扫炕"、"祭灶神"[20] 等，这些仪式反映了苗族对火塘的深厚信仰。

图 9 苗族传统青石板火塘

(三) 火塘作为跨方言交流的媒介

在考察过程中，我们发现火塘作为跨方言交流的媒介具有独特优势。火塘的祭祀功能为不同方言区的苗族提供了交流的文化基础。尽管祭祀仪式的具体内容可能因方言区而异，但祭祀的基本形式与象征意义却具有普遍性，这使得不同方言区的苗族能够通过祭祀活动达成交流。

八畜牧习俗的历史渊源与现代实践

(一) 大乌烧村苗族放养山羊习俗

席间，我们还谈到了苗家的畜牧，苗族大乌烧村苗族放养山羊的习俗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该村地处黔东南地区，气候温暖湿润，植被茂盛，非常适合山羊的放牧。苗族放养山羊的方式与其他地区有所不同，他们对山羊是散养的，山羊自己到山上吃草，没有牧羊犬。

这种放养方式与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密切相关。黔东南地区多山，植被丰富，山羊可以自由觅食；同时，当地苗族认为山羊是祖先的象征，放养山羊是对祖先的敬奉。黔东南苗族古歌《十二羊皇十二姓》中记载："我们的祖先如同山羊，自由自在，不受拘束。"

图 10 姑箐村大山里的黑山羊

(二) 姑箐村苗族放养山羊习俗

姑箐村苗族同样有放养山羊的习俗，但与大乌烧村有所不同。姑箐村地处高寒山区，气候寒冷干燥，植被以草本为主，山羊的放牧区域相对有限。然而，姑箐村苗族同样采用无牧羊犬的放养方式，山羊自行上山觅食，傍晚自行回家。

这一习俗与姑箐村的历史渊源密切相关。据老人介绍，由于地形险要，交通闭塞，他们不得不依靠山羊的放养来维持生计。

(三) 放养习俗的跨方言交流功能

放养山羊的习俗在两地苗族文化中具有重要的交流功能。首先，放养山羊的管理方式在两地苗族中具有相似性，尽管两地放养的具体细节可能有所不同，但基本的放养原则与管理方式却具有普遍性。

其次，放养山羊的文化象征在两地苗族中具有共通性。黔东南苗族认为山羊是祖先的象征，放养山羊是对祖先的敬奉；黔西北苗族则通过服饰纹样记录祖先的迁徙路线与居住地，其中也包含了对山羊的崇拜。这种文化象征的共通性，使得不同方言区的苗族能够通过放养山羊的习俗理解彼此的文化内涵。

九苗族土鸡烹饪的民俗意义

老人招待我们的饭菜很丰盛，其中一道主菜是“炖土鸡”，阿龙介绍，这道菜是苗族人的一大特色。

(一) 大乌烧村苗族土鸡烹饪特色

大乌烧村苗族土鸡烹饪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当地苗族常用土鸡熬制"鸡稀饭"，这是一种将土鸡与米同煮的特色菜肴，被苗族誉为"神仙奇饭"。鸡稀饭的制作过程讲究"大道至简"，无复杂调料，仅用土鸡、米、姜块等简单食材，通过慢火煨煮，使鸡肉的鲜味与米香完美融合。

鸡稀饭不仅是苗家待客的最高礼遇，更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黔东南苗族认为土鸡是"天地精华"的象征，是祖先赐予的财富。在苗年、婚嫁、生育等重要场合，土鸡是必不可少的祭品与佳肴。当地有"无鸡不成宴"的说法，反映了土鸡在苗族饮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二) 姑箐村苗族土鸡烹饪特色

姑箐村苗族同样重视土鸡的烹饪，但与大乌烧村有所不同。当地苗族常用土鸡制作"滚山鸡"[21] ，这是一种将土鸡与十余味养生中药及天然香料一同卤制的特色菜肴。滚山鸡是云贵高原独有的原始地方鸡种，在海拔2000米的纳雍深山里生态放养180天左右，肉质紧实鲜美，富含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叶酸及锌、硒等微量元素。

姑箐村苗族认为土鸡具有药用价值，尤其适合在寒冷的高寒山区食用。当地苗族老人告诉我们，土鸡炖煮时加入的中药与当地彝族的药膳文化有密切联系，反映了苗族与周边民族的饮食文化交流。

图 11 姑箐村老人招待我们的炖土鸡

(三) 土鸡作为跨方言交流的媒介

土鸡为跨方言交流提供了共同话题。我们注意到，尽管语言交流困难，但老人看到我们品尝了土鸡，立即露出了理解和友好的笑容，还主动为我们夹鸡肉。阿龙告诉我们，对于老人来说，炖土鸡是招待客人最重要的一道菜，老人希望我们多吃，他会更高兴。

土鸡的象征意义在两地苗族中具有共通性，这为跨方言交流提供了情感基础。黔东南苗族认为土鸡是"天地精华"的象征，是祖先赐予的财富；黔西北苗族则认为土鸡具有药用价值，是抵御寒冷的良药。这种象征意义的共通性，使得不同方言区的苗族能够通过土鸡建立情感联系。

图 12 合影（左起：阿龙、老人、本人）

十结论与启示

本次考察表明，尽管大乌烧村与姑箐村苗族语言互通性极低，但他们仍通过多种非语言符号实现了跨方言区的民俗交流。本次考察也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苗族文化的适应性演变。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与信息技术的发展，苗族不同方言区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这既带来了文化融合的机遇，也带来了文化同质化的挑战。

苗族文化通过非语言符号的交流功能，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了适应性演变。一方面，苗族文化在保持支系特色的同时，积极吸收外来文化元素；另一方面，苗族文化通过强化传统符号的象征意义，维系了族群认同与文化连续性。

（作者单位：西南边疆史地研究所）

参考文献

[1] 杨再彪. 苗语东部方言土语比较[M]. 民族出版社, 2004.

[2] 周梦. 黔东南苗族侗族女性服饰文化比较研究[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3] 曾丽容. 苗族民俗民间文化研究[M]. 中国商务出版社, 2021.

[4] 黔东南州民宗局. 苗族服饰与身份认同[J]. 凯里新闻, 2023.

[5] 《贵州通志》编纂委员会. 贵州通志·民族志[M].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6.

[6] 纳雍县档案馆. 纳雍县地方志[M]. 1998.

[7] 纳雍县文化馆. 纳雍苗族服饰研究[J]. 纳雍文史资料, 2008.

[8] 贵州省民族研究所. 贵州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研究[M]. 贵州民族出版社, 2015.

[9] 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苗族服饰保护与传承研究[J]. 贵州非遗, 2023.

[10] 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 苗族服饰纹样与历史记忆的关系研究[J]. 贵州文化, 2024.

[11] 贵州省民宗委. 苗族服饰与身份认同研究[J]. 贵州民族研究, 2025.

[12] 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 苗族服饰与迁徙历史的关系研究[J]. 贵州文化, 2025.

注释

[1] 黔东方言北部土语：苗语中部方言的重要土语分支，参考《苗族语言文字使用、发展和保护情况调查报告》。

[2] 川黔滇方言六冲河支系：苗语西部方言（川黔滇方言）的分支，主要分布于黔西北六冲河两岸，参考《苗语东部方言土语比较》、《苗族语言文字使用、发展和保护情况调查报告》。

[3] 贵州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旨在保护少数民族特色风貌与文化，参考《苗族服饰与身份认同》。

[4] 六冲河支系（小花苗）：苗族支系之一，因服饰特色被称为“小花苗”，主要分布于黔西北赫章、纳雍等县，参考《纳雍箐苗服饰:穿在身上的史书》。

[5] 小种黄泥夹砂：黔西北姑箐村民居墙体专用土壤，由当地石灰石与玄武岩发育而成，是该区域石木结构民居的典型建材，参考《纳雍县地方志》。

[6] 阿公：参考《苗族民俗民间文化研究》。

[7] 蝴蝶妈妈：黔东南苗族核心图腾之一，参考《黔东南苗族侗族女性服饰文化比较研究》、《苗族服饰与迁徙历史的关系研究》。

[8] 苗族古歌：苗族口头传承的史诗性歌谣，参考《苗族民俗民间文化研究》、《苗族社会历史调查》。

[9] 纳雍箐苗服饰：姑箐村苗族服饰主体，以全刺绣工艺为核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参考《苗族服饰保护与传承研究》。

[10] 十二羊皇十二姓传说：黔东南苗族古老传说，参考《苗族服饰与迁徙历史的关系研究》。

[11] 姜央：苗族传说中的人类始祖，与山羊有密切关联，是苗族祖先崇拜的重要对象，参考《苗族民俗民间文化研究》、《苗族服饰与迁徙历史的关系研究》。

[12] 飞歌：参考《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苗族)探讨和研究》。

[13] 五声羽调式：中国传统五声音阶调式之一，以羽音为主音，是苗歌（尤其是飞歌）常用音调，参考《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苗族)探讨和研究》、《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苗族)探讨和研究》。

[14] 游方歌：苗族青年男女社交专用歌谣，用于表达爱慕之情，多采用比兴手法，音调婉转细腻，参考《苗族民俗民间文化研究》、《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苗族)探讨和研究》。

[15] 五声宫调式、徵调式：中国传统五声音阶调式，宫调式以宫音为主音，徵调式以徵音为主音，常用于黔东南游方歌，参考《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苗族)探讨和研究》。

[16] 古歌（迁徙歌）：苗族最原始的音乐形态，音调古朴庄重，参考《苗族民俗民间文化研究》、《苗族社会历史调查》。

[17] 五声角调式：中国传统五声音阶调式之一，以角音为主音，是苗族古歌的常用音调，强调吟诵性与叙事性，参考《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苗族)探讨和研究》。

[18] 班众：苗语词汇，指大乌烧村火塘周围用硬木板铺设的、离地面约一尺高的围坐区域，参考《贵州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

[19] 苗年、吃新节：苗族重要传统节日，参考《苗族民俗民间文化研究》、《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苗族)探讨和研究》。

[20] 扫炕、祭灶神：黔西北苗族火塘祭祀仪式，体现苗族对火塘的信仰，参考《苗族民俗民间文化研究》、《纳雍苗族服饰研究》。

[21] 滚山鸡：云贵高原独有的原始地方鸡种，参考《纳雍县地方志》、《姑箐茶文化研究》。

附录

本人今年四十岁，做历史研究工作已有15载，始终对西南边疆地区的历史研究情有独钟，我经常说：中国的历史记载，始终以中原王朝为中心视角，从而忽略了边疆地区的历史风貌。西南边疆地区在历史上诞生过很多文明古国，而我国历史正是中原与边疆不断地融合，从而发展出灿烂的中华文化；当那些文明古国退出历史舞台后，留下的就是西南众多民族融合后的珍贵文化遗产，他们的文化丰富多彩、他们生活的地方山清水秀、人杰地灵。这就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格局。

这次走访苗族大山，通过参与他们的交流，让我有了很深的感触：虽然大山深处的姑箐村苗族人家没有大城市的繁华，但他们的精神世界很丰富，他们通过唱歌表达心情，他们有着各种丰富的节日活动，他们的文化处处透着质朴，让我看到了人性最纯真干净的一面，也看到了他们身上仿佛还流淌着西南古国的那份历史沧桑与悲凉。

其次，我们的旅程也充满了惊险与曲折——我们在大山里开车走了近五十公里，身边脚下就是万丈悬崖，下面是一望无际的梯田与人家，惊险中又带着对大自然的惊喜与敬畏。回来的路上天黑了，又赶上大山里的雨夹雪，好几次开车都出现了打滑的现象，我的感觉就像过山车一样，走完了这段冒险旅程。

路上我一直在想，这次文化交流的旅程，是在历史书上看不到的，它让我对西南民族有了更深的了解，也有了新的研究方向，更让我懂得了尊重不同文化的多样性、用不同的视角去看待历史，会有一份惊喜，一份收获！

编审：融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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