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墓志铭中的清代川黔移民史

印象贵州 2026-1-18 14:19 41057 0

摘要: 黔西南地区地处滇黔桂三省交界，是清代西南移民的重要聚居地之一。明清以来，随着中原王朝对西南边疆管控的加强，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需求，大批移民从湖广、四川等地迁入黔西南，参与当地的开发建设，推动了民族融合 ...

印象贵州网讯 周末无事，寨邻陈贵吉，胡世枸相约，到寨中转转，试图寻些“宝物”，丰富村史内容。于是便朝箐山一个叫窑子的小地名进发，快到目的地时，向路边种地的农户问起“窑子”具体地点时，农户笑了：“什么窑子，你们是找坛罐窑吧。”听到“坛罐窑”三字，笔者更是惊喜，《兴义府志》不是常提到这个地名吗，难道就是此地！在农户指引下很快找到现场，漫山掺杂在泥土和草丛中的的坛罐残片着实让人震惊，可找了半天未见一件完整的样品。

电话问及箐山发小赵金，他很快请来当地对此相对了解的王兴怀，并提醒离此不远有一将军坟，让我顺便去看看。一行人便又直奔将军坟而去。到现场一看，坟墓被盗严重，幸运的是墓碑及墓志铭保存完好，其内容显示该墓并非传闻的将军墓，而是一位道光年间从四川重庆府入黔的商贾。但其解开了有清一代的川黔移民史。本人结合墓志铭及史料做如下探讨，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黔西南地区地处滇黔桂三省交界，是清代西南移民的重要聚居地之一。明清以来，随着中原王朝对西南边疆管控的加强，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需求，大批移民从湖广、四川等地迁入黔西南，参与当地的开发建设，推动了民族融合与文化交融。在黔西南各地留存的民间碑刻中，墓志铭占据重要地位，这些镌刻于石上的文字，记录着移民家族的迁徙轨迹、生存智慧与价值追求，是解读区域历史的珍贵一手资料。

道光三十年（1850年）所立黄公达安墓志铭，详细记载了黄氏家族从四川东道重庆府南川县迁居贵州兴义府南乡怀德里的全过程，碑文内容丰富、纪年明确，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它清晰记录了其家族的迁徙动因、定居选择及文化心理，管窥清了代川黔移民的历史图景。

黄公达安墓志铭采用传统竖排、从右至左的书写格式，正文与落款完整记录了黄公的生卒、迁徙、安葬及立碑细节，碑文载，黄公达安“建生于四川东道重庆府南川县福里二甲”，出生时间为“正月二十六辰时”。清代四川东道为监察区，重庆府是川东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南川县地处渝南，毗邻贵州，自古便是川黔交通要道。明清时期，南川地区农业发达，商贸活跃，人口基数较大，这为后续的人口外迁奠定了基础。

黄公家族的迁徙，直接动因是“家业倾颓”。面对家族衰败的困境，黄公父母商议后认为“工不如商”，遂做出“子若迁黔，远居信顺”的决策。此处的“信顺”，即指贵州兴义府一带，清代该地区虽地处边疆，但随着滇黔古道的畅通，商贸往来日益频繁，为外来经商者提供了生存空间。这一抉择，既体现了清代民间“以商兴家”的价值取向，也反映了川黔之间紧密的经济联系。

黄公遵父母之命迁居贵州后，最终“定居于贵州兴义府南乡怀德里小地名“镯头宝”。怀德里是清代兴义府下辖的基层行政单位，地处南乡，土地肥沃，且位于滇黔古道沿线，兼具农耕与商贸的双重优势，是移民定居的理想之地。

道光三十年（1850年）“十九日子时”，黄公卒于定居地，数日后“葬于斯，定于斯”，实现了从“客居者”到“本地人”的身份转变。碑文明确记载立碑时间为“道光叁拾年岁次庚戌季冬月下浣穀旦”，即安葬后的冬月下旬吉日，立碑者为黄公子孙，其目的在于“壮其观瞻，恐生少辈之目，而隳其志”。

黄公达安家族的迁徙，并非孤立的个体行为，而是清代中后期西南地区社会经济变迁的必然结果，其迁徙动因与定居选择，均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明末清初，四川地区历经长期战乱，人口锐减，土地荒芜。清政府为恢复四川经济，推行“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政策，大批湖广民众迁入四川，推动了四川的开发。至清代中期，四川人口增长迅速，人地矛盾日益突出，部分民众开始向毗邻的贵州、云南等地迁徙，形成“四川填贵州”的移民浪潮。

黄公家族所处的道光年间，正是这一移民浪潮的高峰期。家道中落的现实，叠加川东地区的人口压力，促使黄氏做出迁居贵州的决策，这一选择，与当时西南移民的整体趋势高度契合。

黄公家族最终落脚于兴义府南乡怀德里，并非偶然，而是基于对区域区位优势的精准判断。黔西南地处滇黔桂三省交通枢纽，夏无酷暑，冬无严寒，滇黔古道贯穿全境，是西南地区商贸往来的必经之地。怀德里作为兴义府的南部门户，既拥有适宜农耕的土地资源，满足移民的基本生存需求；又依托古道的交通优势，为经商提供了便利条件。

碑文所载“工不如商”的迁徙初衷，在怀德里的区位条件中得到了充分印证。可以说，黄氏家族的定居选择，既体现了移民对生存空间的理性考量，也反映了黔西南地区在清代西南商贸网络中的重要地位。

黄公达安墓志铭的立碑过程，不仅是对逝者的缅怀，更是移民家族构建文化认同、传承儒家伦理的重要方式，集中体现了清代移民社会的文化心理。

碑文明确指出，立碑是为了“壮其观瞻”，避免后代子孙因墓地简陋而“隳其志”。在清代移民社会中，墓碑不仅是安葬逝者的标识，更是家族实力与文化传承的象征。对于迁徙而来的黄氏家族而言，修筑封土、镌刻碑文的行为，是在新的定居地确立家族存在感的重要手段，其目的在于凝聚家族力量，激励后代子孙奋发图强，实现家族的兴旺发达。

碑文开篇即言“父母之恩，难尽而人子之心，尤因之难尽也”，将“孝”道作为核心价值理念，体现了儒家伦理对移民家族的深刻影响。在安葬规格上，碑文称“衣裳棺椁，不过祈家之有无”，展现了量力而行的务实态度；同时以“仰不愧、俯不怍”自我期许，彰显了儒家“修身齐家”的道德追求。

从四川到贵州，黄氏家族的生活空间发生了改变，但儒家伦理的价值内核始终未变。这种文化坚守，不仅维系了家族的凝聚力，更推动了儒家文化在黔西南边疆地区的传播与融合。

黄公达安墓志铭作为清代川黔移民的个案遗存，清晰地展现了一个普通家族从四川南川迁居贵州兴义府的完整历程。从“家业倾颓”的迁徙动因，到“工不如商”的路径选择，再到“葬于斯，定于斯”的扎根决心，黄氏家族的迁徙史，是清代西南移民浪潮的缩影。

这方镌刻于道光年间的石碑，不仅记录了一个家族的兴衰，更承载着清代黔西南地区开发的历史记忆。它见证了移民群体在边疆地区的艰辛创业与文化融合，也为我们研究清代移民史、区域经济史与文化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佐证。在黔西南地区，类似的碑刻遗存或许还有很多，对这些史料的进一步挖掘与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还原清代西南边疆的历史图景。以下是笔者整理的墓志铭

黄公墓志：

父母之恩，難盡而人子之心，尤因之難盡也。父母之愛子也，無所不至；子之報親也，不過稍盡其萬一耳。然無論其比也，即言大之。正月二十六辰時，建生於四川東道重慶府南川縣福里二甲。家業傾頹，而父與母商曰：「工不如商，子若遷黔，遠居信順，言（立業）。」

公遂遷黔，定居於貴州興義府南鄉懷德里小地名鐲頭寶。道光三十年十九日子時，公終於斯地。今葬於斯，定於斯，惟垂裕於後裔。衣裳棺槨，不過祈家之有無，而巨敢曰仰不愧、俯不怍乎？雖然，幸則幸矣，不為之封樹，壯其觀瞻，恐生少輩之目，而隳其志。大矣！爰永厝於後，二十一日待晤鄉友聊題數語，弁其端云。

道光叁拾年歲次庚戌季冬月下浣穀旦

其家族经商从事什么行业？为何能很快富甲一方？墓志铭中并未提及，离该墓地仅几百米远的坛罐窑，这在《兴义府志》等方志屡有提及的地名，很是值得研究。（赵历海）

编审：融媒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