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两年前，因记得2019年与时任诸暨人民银行行长吕永华先生的一句约定，陆续写了诸暨金融三十年之农商银行篇、中行篇、建行篇，写的全是本人三十年前受聘诸暨所有银行法律顾问期间的往事，尽管不算出彩，但总算遵循我一 ...
| 印象贵州网讯 （特约撰稿人）两年前，因记得2019年与时任诸暨人民银行行长吕永华先生的一句约定，陆续写了诸暨金融三十年之农商银行篇、中行篇、建行篇，写的全是本人三十年前受聘诸暨所有银行法律顾问期间的往事，尽管不算出彩，但总算遵循我一贯文风：从无虚言。 取《诸暨金融三十年》为题，纯粹是为了遵循与吕行长的约定，并无僭越之意，更无哗众取宠之图，前文已述及，恐新读者误解，仍需提及。 诸暨当年仅工农中建交五大国有银行及农村信用联社，并不像现在三四十家，按通俗的说法，我以一小小诸暨金融法律事务所（相当于乡镇卫生院）之掌门人，垄断了诸暨银行业法律顾问业务十余年，也算异数。 银行业由此也结交了多位老友，至今仍有走动。有朋友戏言：写了农商行、中行、建行，总不能不写工行、农行、交行，否则便是厚此薄彼。 想想也是，但凡事总有先来后到，份量也有轻重，工农交行虽然也是法律顾问，但介入程度不深，交集也不多，今天就把这三家的合作各选一桩成文，当年情景实录，仅此而已。
工 行 我是一九九二年受聘担任工行法律顾问，顾问费是年费，二千大洋。由于此前初生牛犊，打赢了浙江省首例银行告银行的官司，金融业内有了薄名，时任工行行长姚柏林欣然接受朋友举荐，请我当了常年法律顾问。 有一天星期日清晨，家中电话机响起（那时还没有手机），是信贷科长赵新国打来，急匆匆的一句话： “陈律师，有要紧事，姚行长请你马上到行里来。” 我不敢怠慢，立即起床匆匆洗漱一下，也顾不上吃早餐，蹬着我的永久自行车飞快赶到工行。 我刚坐定，时任诸暨常务副市长的张国强先生也应姚行长之邀驾到，只记得他穿个风衣，围个围巾，举手投足间架势不小。 原来，工行有一个欠贷款大户，有90万贷款逾期，一直逃债，由于其诸暨没有财产，工行也一筹莫展。头天晚上，工行得到情报，说此人在东北发回来一批化纤已运抵诸暨西门仓库，价值一百多万，所以姚行长紧急召我去商量对策。
我告诉他们：工行派保卫科私下去截货肯定违法的，申请法院财产保全今天星期日没人上班立不了案，唯一合法的应急措施：请工商局经检队以查处超越经营范围、投机倒把行为的名义查封这批化纤，明天上班后再向法院起诉后轮候查封就万无一失了。 那张市长倒也干脆，听完后也不通过工商局长，直接给经检队长家里打个电话，说：吴国伟，你现在开上边三轮，带上封条，直接到工商银行门口等。 不一会，边三轮一阵风似赶到，张市长和姚行长交待几句，吴队长便风驰电掣直扑西门仓库，我和赵新国赶紧吭哧吭哧蹬着自行车跟上。 到了西门仓库，封条已经贴上，那老板本已打算装车，还是我们先下手为强，快了一步。 那老板铁青着脸一言不发，见我们走进，就咬牙切齿冲着赵新国骂：你害得我没活路，我就杀了你儿子，叫你断子绝孙。 我一听就来了气，走上去冷冷盯了他一眼，说：欠这么多贷款不还，不收拾你收拾谁？ 由于这老板此前几年中被我下重手打击过，他也不敢回怼，悻悻离开。 下午协调结果，把相当于90万贷款本金价值的货物交工行拉走抵债，利息也暂时不算了，给他留点活路。 经此一役，小小法律顾问在工行就有了一点小地位。 那老板却一直耿耿于怀，对我恨之入骨。 一年后，因为我当年在老鹰山上一起练武的带头大哥做棉布生意需要租用仓库，而我曾工作过的诸暨茶厂因停产已在出租仓库，我便帮他联系落实并先去了茶厂踏勘，打电话让他随后赶来。 到了茶厂仓库，却发现不是冤家不聚头，那个欠工行贷款的老板也在租仓库，身边跟了两个小弟，满脸横肉，手上纹着青龙，见我进来，勉强点了点头，然后跟身边的小弟嘀咕了一下，那两个小弟也跃跃欲试想作寻仇状。 我心里倒是不慌，虽然以一敌三估计要吃亏，但茶厂是我老根据地，加上知道带头大哥骑摩托车马上就到，也就叉着腰冷冷地盯着他们动静。 后来见他们也不上来动手，不耐烦了，彼时三十来岁还是小孩脾气，心想给你们露一手，让你们知道马王爷六只眼，旋即突然发力跃起，把一人高的一堆棉纱中的最上面一包上印上了一个清晰的皮鞋脚印。 这下那三人脸色一阵青一阵白，那老板为下台阶，也出拳猛砸棉纱包，但我哑然失笑，一看就是没练过的。 不一会，带头大哥进来，那三人也认识他，赶紧递烟。 我跟他说了刚才他们来挑衅的事，他脸色阴沉下来，问我怎么办，揍他们一顿？我说算了，我也没吃亏，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农 行 与农行的交集有点戏剧性，九二年省内第一场银行诉银行因承兑汇票引起的案件，农行是原告，而我是中行的法律顾问，虽然是各为其主，并且我也以此役一战成名，但我终究是赢了官司和农行结下了梁子，总有点别扭。 几年后，经人推荐，农行也欲请我当法律顾问，当我走进农行大楼时，心中掠过一丝不安。我不是喜欢藏着掖着的人，坐下后第一句话就是：前几年为承兑汇票的事多有得罪，请不要介意。楼一丰行长大度地摆摆手，说这有什么关系，大家都是为公事，今后我们请你后，农行的事你着心点就是了。 他这么坦率，我反倒为自己的患得患失暗自惭愧。 一丰行长马上叫来时任信贷科长的陈学智老弟，问是否有几桩老大难的案子一直无法推动，让学智交我办理。 我一听有考较我的意思，待学智报上债务人名称要去取材料时，我也顺便摆了一下谱，说不用看材料了，我只须知道是哪个单位欠了钱，障碍在哪里就行。 第二天，我给时任诸暨法院经济庭长的楼泽民打了电话，我与他并无交情，但我十多年没有进法院的门，实在不愿破这个例，想必他会卖我三分薄面，就告诉他：在你们手上有农行诉诸暨西施商场和诸暨内衣厂的两桩案件拖延已久，农行希望最近能启动处置程序。 泽民倒也干脆，说接任庭长不久，不清楚情况，待向承办人询问后立即落实。 此后，两案顺利推动并以较满意的结果结束，农行非常满意，当然，我的威信自然也就有了。 所以，我对楼泽民还是心存感激。 不久后就过年。大年初一早上，陈学智老弟给我发来祝福短信。我忽然想起与学智一起处理西施商场和内衣服装厂债务的事，一时心血来潮，给他回了一条短信： “西施不穿内衣，大陈小陈共嬉。” 当然，只是调侃，并无对诸暨的千古绝色美人西施娘娘有不敬之意。 再过几年，我去了杭州、北京经商，也渐渐离开了法律行业。 又过几年，听说楼泽民出事了，后来提前假释出狱。 我从北京回来，想到他当年曾帮过我忙，便想请他吃个饭，打原先的手机已停机，想到他爱人在红十字医院工作，便让医院的朋友找到楼的爱人，告诉楼泽民，我在找他。
泽民忽然一字一顿对我说：只要你陈永新还认我这个落魄的朋友，我总还有出头之日。 说完居然跪了下去。 我大惊失色，一把抱住他，说别这样，有什么事需要我办吗？ 他嚎啕大哭着托了我一件事，我听后正色道：按理说，几分交情出几分力，我与你只是普通朋友，本来不用为你去替死卖命，但是，凭你对我的信赖，凭你已五十岁年纪刚才的一跪，我愿意押上身家性命，为你去两肋插刀！ 后来，泽民身患绝症撒手人寰，我已为他费了许多劲的事也就失去了意义。那天我在北京打通泽民手机，里面传来他爱人哭声，说泽民几天前去世了，走前只是反复说：我们楼家欠陈永新的情还不了啦。 我闻言心中也难过，更无从劝慰。有些事，也不愿再说。 交 行 交行是我诸暨金融机构中受聘担任法律顾问最晚的单位，大概是O三、四年，彼时我在诸暨金融业内已有了较高的认可度。交行在诸暨是新设机构，人员是从各行调来，素质参差不齐，便留下了一些祸根。 有一天，交行忽然接到一纸反诉状，原来是诸暨一家当时名声显赫的家族企业，向交行贷款50万后声称并未收到支配过这笔钱，在交行起诉后反诉请求法院解除贷款合同。 我一听匪夷所思，要求交行提供贷款后的支取凭证，交行工作人员为难地说：企业留在银行的印鉴卡银行保管不善丢失了，现在企业不承认现金支票上的印鉴是他们预留的，当时也没有营业厅的录像，企业声称并未依据合同取得贷款，要银行自行承担损失。 刚好我与那老板认识，就打电话让他来说明情况。那老板牛哄哄，说交行为区区50万要起诉我堂堂一个家族企业，我们丢不起这个面子，听说交行丢了印鉴卡，咨询律师说我们可不认这个账。 我问：贷款是你们支取的吗？他说是。 我沉吟一下说：这样吧，你堂堂一个家族企业输不起面子，我反正在银行牌子够挺的了，官司输一场没关系，但交行的权益不能受损害，这场官司我可以以无法提供印鉴卡认输，但法院如果据此判交行败诉，十五天上诉期届满前你必须把50万现金交到我这里或直接交你贷款账户里供交行扣收，否则我便上诉翻了这案子。 他一听满口答应，谁料他只是一个言而无信的小人。 第十四天，他还没有将钱交进，我立即吩咐徒弟准备好上诉状，然后我打电话通知他交款，他居然大言不惭地说：陈大，你就跟交行说你事情多，忘了上诉期限了，交行也不敢怪罪你的。
递交上诉状，绍兴中院二审改判，诸暨法院强制执行，本金连利息全部执行完毕。 这下那老板输了官司又输了面子，恼羞成怒，托人传话给我，让我小心点，当心出门时被他雇的黑道人物敲开脑壳。 我一听更从骨子里瞧不起他，坐着豪车，举手投足一副大佬相，却要赖账，又行无赖之举。 我让捎话的人传回我的原话：流氓！在诸暨要动粗，让他掂量一下是不是我对手，脑壳是我的先敲开还是他的先敲开，自己先去想想灵清。 传话的朋友说这么呛的话我可不去传，免得里外不是人。 我告诉他：你照传就是。 再过几年，也就忘了这件事。当然，我的脑壳没被敲开，他的也没有。 有一次去西子宾馆看一位参加全省什么会议的发小，走进大堂，发现那老板和另一个因欠贷款被我下重手收拾过也扬言要报复的人一道在茶座喝茶，见了面大家有些尴尬，我本来是要坐电梯上楼的，后来一想：这样匆匆走掉显得我怕了，你们不是扬言要敲开我脑壳吗？寻着不如撞着，今天我送上门来了，谅你们这对难兄难弟没这个胆。 于是，我径直走向茶座，在他们隔壁座位坐下，他们只是眼光中充满了敌意，也不来搭腔，我一看没戏了，也懒得搭理他们，在报夹上拿了一叠报纸顾自翻起来。 这般情形下，他们当然难受，于是两人眼神一交流，气呼呼说一句：走！ 起身便走。 匆匆离席，却忘记了付茶钱，服务员大叫，他们更没了面子，折返付款，我此时反倒笑眯眯说：你们走吧，我会一起付掉的。 他们也不理我，付了自己的二十元茶钱，悻悻离去。 题外的话 至此，诸暨金融三十年的文章宣告结束，今后即使再想起什么事，也不愿再写。精力有限，还是多写宣传抗战的正事。 此一时彼一时，以我与诸暨金融界三十年前的交集，名为法律顾问，实在是军事顾问因素占比更重，四篇文章中都火药味十足，文章尚且如此，现实中可想而知。而且，以当年的尚不十分规范的法制环境，我潜意识里确实会常常涌起法律不管用就用武力，相信拳脚的力量有时甚至超过了相信法律的力量。 当然，支撑我如此较为强势行事方式的，并非那几招三脚猫的不入流的武功，而是我凡事遵循一个原则，那就是：前提是要我方有道理，天下事大不过一个理字，行走江湖，决不恃强凌弱，也绝不以弱惧强。 多年法律生涯中，各类朋友给我的诸多支持，在此说声谢谢了。我记性太好，有谁帮过我，一直都不会忘记。 记得1999年全市司法行政工作会议在诸暨剧院召开，杨鹏超局长指定我发言并要求审查发言稿，因为有市领导及公检法三长到场。 记得我的发言稿中有这么几句话： “我最厌恶的同行是：在权贵面前低三下四像哈叭狗，在当事人面前趾高气扬像救世主，在同行面前搬弄是非像长舌妇。我们这样一支弱小的、政法队伍中最无权无势的法律服务队伍，如果自己都不自重、自强，就不会有人看得起你。” 杨局长要求我把这段话删了，说太呛。 我说：删了我就拒绝上台发言。 他无奈苦笑，说那依你吧。 我的发言稿早就找不到了，司法局的档案室里应该有，如果有人怀疑我的记性，可以打赌验证。 就此打住吧！ （作者简介：陈永新，《寻找飘荡的忠魂》文章作者，大公报大公网同名抗战纪录片总策划、总制片人、主持人，大公网、浙江日报特约撰稿人。） 编审：融媒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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